明代谢肇《五杂俎》中说：如今茶叶中的上品，有松萝茶、虎丘茶、罗茶、龙井茶、阳羡茶、天池茶。而我们福建武夷、清源、彭山三个品种，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。六安、雁宕、蒙山这三个品种，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，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，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，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。



第一章 茶之源（三）
　　

明代谢肇《西吴枝乘》中说：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，不推崇顾渚，而推崇罗。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，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。罗茶稍显清隽，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。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，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，等到我烹试之后，感到特别像羊公鹤（典出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），名不副实。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。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，以武夷茶、虎丘茶为第一，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；松萝茶、龙井茶次之，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；天池茶又次之，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。其馀的都比较平常，不值得加以评论。

明代屠隆（字长卿，号赤水）《考馀事》中说：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，为天下名茶之冠，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，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，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。天池茶青翠芳香，品饮之下赏心悦目，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，堪称仙品。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，无法相提并论。阳羡茶俗名罗茶，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，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。其中精细的品种，价格两倍于天池茶，只可惜十分难得，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。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，入药最好，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，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，从而略感味道偏苦，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。龙井山不过十数亩，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，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。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（即龙井泉，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），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。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。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，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。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、龙井茶，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。



当地方志记载：“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，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。冬天多雪，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。”明代包衡（字彦平，秀水人）《清赏录》中说：从前，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，等到读到韩《谢赐茶启》（即《为田神玉谢茶表》）中说：“三国吴主礼贤下士，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；东晋王好客善饮，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。”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，并不是桑苎翁陆羽。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，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。


明代陈仁锡（字明卿，长洲人）《潜确类书》中说：紫琳腴、云腴，都是茶的名称。茶花呈白色，冬天盛开，与梅花相似，也清香异常。[按语：冒襄（字辟疆，号巢民，如皋人）《界茶汇钞》记载：“茶花味浊，没有香味，香气凝结在叶内。”这两种说法不一样，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？〕明代徐光启（字子先，号玄扈，上海人）《农政全书》中说：六经中没有茶字，荼也就是茶。《诗经》中说“谁谓茶苦，其甘如养”，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。


茶叶是一种灵草，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，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。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，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，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，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。



明代罗廪（字高君，慈溪人）《茶解》中说：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。只有梅花、桂花、辛夷、玉兰、玫瑰、苍松、翠竹之类，可以与茶树间植，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，掩映秋日的阳光。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、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。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，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，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。



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，向北背阴的就较劣。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，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。



明代李日华（字君实，嘉兴人）《六研斋笔记》中说：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，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，选择其中的精华，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，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。到了宋朝，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，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，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，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，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。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，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，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。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，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。皇甫冉《送羽摄山采茶》（一作《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》）诗数言，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。



明代徐岩泉《六安州茶居士传》中说：居士姓茶，宗族众多，枝叶繁衍，遍于天下。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，称为大宗；至于阳羡、罗、武夷、匡庐之类，都是小宗；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。



明代乐纯（字思白，号雪庵）《雪庵清史》中说：能够使人轻身换骨、消渴涤烦的，是茶叶的功用，堪称至妙至神。从前在唐朝的时候，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，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。五代后期的南唐，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，茶事从此兴起。到北宋至道（995-997）初年，有诏令造茶进奉，于是茶品日渐众多。到咸平（998-1003）、庆历（1041-1048）年间，丁谓、蔡襄相继任职福建，造茶进贡朝廷，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。到宋徽宗大观（1107-1110）、宣和（1119-1125）年间，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。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，林木挺秀，云气氤氲，往往于此显灵。如果没有丁谓、蔡襄来我们福建，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，不是也会丢弃不见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？即使如此，还是担忧没有佳品。其品质如果真好，那么即使没有丁谓、蔡襄来我们福建，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、自然消失腐败吗？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、消渴涤烦的，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？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。



明代冯时可（字敏卿，号元成，华亭人）《茶谱》中说：茶叶，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。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，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。徽州向来不产茶叶，最近出产松萝茶，最为时人所重。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，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，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。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，采摘各山的茶叶，在庵中烘焙制造，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，价格飞快上涨。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，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。



胡文焕（字德甫，号全庵，钱塘人）《茶集》中说：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，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，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。医家谈论茶叶，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。只有我有各种疾病，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，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。唉！如果不是自有缘分，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？


明代王象晋（字荩臣，一字康宇，山东新城人）《群芳谱》中说：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的蕲门团黄茶，有一旗一枪之号，说的是一叶一芽。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：“共约试新茶，旗枪几时绿。”王安石《送元厚之》诗中也有“新茗斋中试一旗”的句子。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，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。



明代鲁彭《刻茶经序》中说：以茶书而称经，说明其重要；如今重刻行世，是为了便于阅览；之所以在竟陵（今湖北天门）刊刻，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。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，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，都是弃儿。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，陆羽虽然贤明，却终身不仕。如今读《茶经》三篇，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。其中说到“伊公羹，陆氏茶”，取来作为比喻，其实是以自己作比。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此后饮茶的风气，流行于中土和外国。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，从宋朝至今，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。如此说来，陆羽的功劳，本来就流芳万世，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！



明代沈周（字启南，号石田，长洲人）《书茶别论后》中说：古人吟咏梅花道：“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。”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。例如福建的清源茶、武夷茶，苏州的天池茶、虎丘茶，杭州的龙井茶，徽州的松萝茶，庐山的云雾茶，名声虽然已经大噪，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。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，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。流传至今，其名声越传越远，更加为世所重。不仅得到圣人之清，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，只是其蒸、采、烹、洗各道工序，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。



明代李维桢（字本宁，京山人）《茶经序》中说：陆羽所著有《君臣契》三卷，《源解》三十卷，《江表四姓谱》十卷，《占梦》三卷，都没有流传下来，流传于世的只有《茶经》，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，此书是其特长，因而容易出名吗？司马迁说：“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，历史上不可胜数，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。”陆羽终身贫穷困顿，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，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，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、乡里所传的遗产。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、懦夫立，奋发向上，怎么可以缺少呢？



明代杨慎（字用修，号升庵，四川新都人）《丹铅总录》（一作《丹铅杂录》）中说：茶，也就是古代的茶字。例如《诗经》所说的苦茶，《春秋》所说的齐茶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说的茶陵。到唐代颜师古注释《汉书》、陆德明编撰《经典释文》，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，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。一直到陆羽《茶经》、卢仝《茶歌》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，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。



明代董其昌（字玄宰，又字思白，华亭人）《茶董题词》中说：荀子说：“为人处世多有闲暇，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。”陶弘景（字通明）说：“不做无益的事情，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？”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。高人隐士，摆脱权势、名利的烦扰，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。水源的轻清重浊，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；火候的文武急缓，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。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，不能与茶亲近；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，不能与茶相比。当今天下的茶事，只有夏树芳（字茂卿）予以拈出，撰成《茶董》一书。顾渚茶、阳羡茶，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，茂卿怎么能够禁止？正像强笑而不快乐，强颜而不欢汴，茶韵以此自胜罢了。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，入山隐居十年，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。如今驱车来得福建，感念龙团凤饼，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，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“士思为己用”？这是《绝交书》所谓的“心中不耐烦，而官事又烦杂无暇”，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。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？



明代童承叙《题陆羽传后》（一作《陆羽赞》）中说：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，下榻于陆羽故寺，探访雁桥，参观茶井，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。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，而酷爱图书典籍，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。最终寄号桑苎翁，隐居在苕、二溪，狂歌独行，继之以痛哭，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，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？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，能够辨别水味，清风雅趣，脍炙千古。唐代张旭嗜酒，世称酒颠，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，陆羽也是这样吧。



明代于慎行（字可远，一字无垢，溢文定）《谷山笔》中说：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，我想所谓的，也就是茶了。



李贽《疑谓》（当为《疑耀》，明张萱撰，旧本书贾托名李贽）中说：古人冬天就饮汤，夏天就饮水，并没有所谓的茶。李匡（唐人，一作李匡义，字文正）《资暇录》记载：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，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，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《邢子才魏收勘书图》，其中已经有煎茶了。《南窗记谈》记载：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（502-519）年间，其事见载于《洛阳伽蓝记》。等到阅读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，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，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。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。《尔雅》中说：“苦荼。”郭璞的注释说：“可以作为羹饮，早采者称为茶，晚采者称为茗，也叫。”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，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。大概从陆羽开始，才讲究品饮之法。自从宋朝的吕惠卿、蔡襄等人开始，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。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，从而有利于国家。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。



明代王象晋《茶谱小序》中说：茶，是一种优良的树木。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，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，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。茶事虽然萌芽于《食经》，饮用自隋文帝，但喜爱的人还很少。到了后来，兴起于唐朝，鼎盛于宋朝，才为世人所推重。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，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，四个人合得两饼，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。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，而珍藏以为宝，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。近代四川的蒙山茶，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。苏州的虎丘茶，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，统一组织采制，所得也不过数斤。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？茶盏中泛着翠涛，茶碾上飘着绿屑，不借助佳茶，如何驱除睡魔？于是编撰了《茶谱》。



明代陈继儒（字仲醇，号眉公，华亭人）《茶董小序》中说：范仲淹（字希文）曾写下诗句：“万象森罗中，安知无茶星。”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，常常与客人斗茶，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，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。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，怎么忍心再作《毁茶论》呢？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，其言论非常豪气。我说：“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，身着隐士的装束，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，采摘带露的茶芽，烹点茶中的佳品，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？热肠如沸，茶不胜酒；幽韵如云，酒不胜茶。酒事与侠客相类，茶事则与隐士相似。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，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。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，于是编撰《茶董》一书。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。



夏树芳（字茂卿，号冰莲道人）《茶董序》中说：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，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，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，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，要像南史、董狐那样秉笔直书，所以就以《茶董》来命名本书。俗话说：穷研《春秋》，推演河图，不如载茗一车，的确很推重茶叶。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，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，是乳妖，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。冰莲道人识。



《本草》中说：石蕊，又叫做云茶。



明末清初卜万祺《松寮茗政》中说：虎丘茶的色泽、味道、香气和韵致，都是无可比拟的。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，亲手采摘，并监督制造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。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，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，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，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，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。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，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；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，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，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。明朝万历（1573-1620）年间，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，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。文震孟（字文起，溢文肃，长洲人）曾为此写下《茶说》加以讥刺评论。时至今日，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。



明代袁黄（字坤仪，号了凡，嘉善人）《群书备考》中说：茶之名称，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《僮约》。



明代许次纾（字然明，钱塘人）《茶疏》中说：江南名茶，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（今江苏宜兴）茶，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（今福建建瓯）茶。影响至于今日，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。然而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，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，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。近来人们所崇尚的，是长兴（今浙江湖州）的罗茶，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。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，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。



姚伯道说过：“在明月之峡，出产有好茶。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，滋味甘甜醇香，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。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，也有比较好的品种，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，与罗茶全然不同。至于歙县的松萝茶，苏州的虎丘茶，杭州的龙井茶，都与罗茶不相上下。”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，黄山也在歙县，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。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，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，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。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，还有天台的雁荡山，括苍的大盘山，东阳的金华，绍兴的日铸，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。



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，产茶很多，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，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。福建名茶，除了武夷茶以外，还有泉州的请源茶，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，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。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，令人扫兴。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（今属湖南）等地，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，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，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。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，应当不止上述这些，有的是我不知道，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，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。



明代李诩（字厚德，号戒庵老人，江阴人）《戒庵漫笔》（一作《戒庵老人漫笔》）中说：从前人们论茶，以枪旗为美，而不取雀舌、麦颗（一作谷粒）之名，这是因为茶芽细嫩，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，从而难以分辨。所谓枪旗，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，形状如马蜂翅，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。



《四时类要》中说：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，用潮湿的沙土拌匀，盛于筐笼之内，以草秸覆盖，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。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，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。播种之时，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，方圆三尺，深一尺，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，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，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，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，每坑种植一丛。茶的本性害怕潮湿，又畏惧阳光直射，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、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。如果是平地，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，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。



明代张大复（字长元，一字星期、心其，号寒山子，昆山人）《梅花草堂笔谈》中说：赵长白作《茶史》，考订颇为详尽，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。龙团、凤饼，紫茸、拣芽，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。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，毛笔价格腾贵，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，茶叶价格腾贵，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。天下的事情，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。


明代文震亨（字启美，长洲人）《长物志》中说：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，不下数十家，例如陆羽的《茶经》、蔡襄的《茶录》，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。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，是用茶碾碾碎，调和成膏，制成茶丸、茶挺，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、小龙团、密云龙、瑞云翔龙等。到宋徽宗宣和年间，才以茶色白者为贵。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，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，以清泉浸泡，祛除龙脑等香料，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，称为龙团胜雪。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。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，烹点试茶的方法，也与前人不同。但是却非常简便，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，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。至于洗茶、候汤、择器也都各有其法，难道只是侈谈乌府、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？


《虎丘志》中记载：冯梦祯（字开之，秀水人）说：“徐茂吴品茶，以虎丘茶为第一。”明代周高起（字伯高，江阴人）《洞山茶系》（当作《洞山茶系》）中说：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，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，但是其出产之初，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、种茶阴岭开始，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。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，一边教育儿童读书，一边种植茶树，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，所以南山所产茶叶，香味远远超过茗岭。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，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。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。



明代徐（字惟起、兴公，闽人）《茶考》中说：考查《茶录》等书，福建所产的茶叶，以建安北苑为第一，壑源等处次之，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。但是范仲淹（谥文正）《斗茶歌》中有“溪边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”的诗句，苏轼（谥文忠）《荔枝叹》中有“武夷溪边粟粒芽，前丁后蔡相笼加”的诗句，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，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。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，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。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，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，堪称福建茶中第一。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，又泯然无人所知了。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、造物生产繁衍之美，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？



清初劳大与（字宜斋，石门人）《瓯江逸志》中说：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，但这里也产茶，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，至今尚未废止。明朝张璁（字秉用，赐名孚敬，字茂恭，号罗峰，瓯海即今温州人）执政时，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，都奏请蠲免，只有贡茶保留下来。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，可以作为祭祀用茶，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，姑且保留，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！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，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，上定一分，下派十分，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。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，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。



明代陈耀文《天中记》中说：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，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。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，必定以茶作为聘礼，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。



宋代高承《事物记原》中说：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（780-783）、贞元（785-805）之间。赵赞（建中三年）、张滂（贞元九年）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。



明代陈继儒《枕谭》中说：古传注（郭璞为《尔雅·释木》所作的注释）认为：“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，老者叫做茗，再老者叫做。”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，当是错用其事了。



明代熊明遇（字良孺，进贤人）《山茶记》（当作《罗茶记》）中说：产茶的地方，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，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，所以产茶上好；但总不如洞山南向，接受阳气最专，足可以称为仙品。



冒襄《茶汇钞》中说：茶叶产于平地，接受的土气较多，因而其品质重浊。界茶产于高山之上，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，所以值得推崇。



吴拭（字去尘，号逋道人，休宁人）说：武夷茶，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，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，周右文极力贬低它。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，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。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，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，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，色、香、味俱备，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。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，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；同时又洒一杯于地，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。



超全和尚《武夷茶歌注》中说：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，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，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。



中原市语说：茶叫做渲老（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）。



明代陈诗教（字四可，自号灌园叟，秀水人）《灌园史》中说：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，数颗茶子落地，只生长出一茎茶树，好比连理枝，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，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。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，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，于是可知晁采寄茶，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。